俞漒

获奖后对王澍的采访——对话王澍:我的建筑无风格

俞漒 2015-09-10 发布   来源:在库言库  浏览次数:94

“ 2012年,农历2月初,中国建筑师王澍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一个一向被外国建筑师垄断的建筑奖普利兹克奖授予了他。王澍并 ”
        2012年,农历2月初,中国建筑师王澍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一个一向被外国建筑师垄断的建筑奖——普利兹克奖授予了他。王澍并不是第一获知消息的,普利兹克官网颁布这一消息时,他正在洛杉矶进行系列演讲,而他又是从来不上网的人。

        2007年,在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上第一次见到王澍,他穿着对襟唐装,和一身黑西装的其他建筑师相比,他的风格、他的倾向,已然不言而喻。

        2011年,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再次见到王澍,头上的白发显然多了些,因为连续的飞行,显得有些疲劳,但是仍愿意和我们交流建筑。这次,一件几乎没有任何特点的黑色夹克,是他的行头。

        3月5号,在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终于从美国回到杭州,接受了这次采访。他的声音听起来相当疲倦,因为飞机晚点加上倒时差的问题,这24小时他只睡了两个钟头。

        这个奖应该发给两个人

        南都周刊:你获得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王澍: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奖发错了。奖应该是发给两个人(王澍和其妻子陆文宇,笔者注),不应该是一个人。若只是我,很多作品是无法实现的,也不会有这么高的质量。

        南都周刊:你此次获奖,是中国建筑圈最近必谈的话题。对于获奖的意义,大家各有评价。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极大推动了建筑文化的传播,一瞬间老百姓开始更多关心建筑了;二是对于很多有理想的建筑师是个巨大的鼓舞,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建筑师开始新的设计生涯;三是标志着国际对中国建筑设计的认同。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澍:我想说的你都提到了。我想这次获奖最积极的意义,是你说的第一点,或许会让大家对建筑有更深度的关注和思考。我之前也获得过一些重要的奖项,比如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等,这些奖也是国际建筑界比较有分量的奖项,甚至是很多建筑师是在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之后才获得的。有意思的是,我获得上述奖项,国内建筑界、传媒并没有太大反响,但这次影响很大,这应该是很积极的。你提到的对青年建筑师的影响,我想这对有理想,长期保持真诚态度的建筑师来说,会是一个希望、一种鼓励。我的建筑都在国内,我的建筑活动也主要在国内,很多年轻的建筑师都和我很熟悉,他们知道我的工作状态,了解我的建筑作品,也就是说,我为何获奖是他们可看到的,那么他们自然也就相信,只要通过努力,他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你说的第三点,因最近我一直在美国讲学,也和一些美国学者有过交流,这个奖第一次颁奖给中国建筑师,他们也认为,这对中国建筑来讲有积极意义。

        南都周刊:现在我好奇的一点是,获奖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王澍:其实没什么改变。消息发布时,我正在美国,我又不上网,所以不大清楚国内的情况。3月4日晚上我回国,现在我担心的是,蜂拥而至的媒体会影响到我正常的工作,我还是希望能按照以前的节奏开展工作,而不要让获奖成为一种负担。当然,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在建筑文化、建筑教育的推广上,花一些时间。

        南都周刊:通常普列茨克建筑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味,大多颁给那些已经事业已经到达辉煌顶峰的“大师”。这次发给你——一个事业上正处在过程中的建筑师,你什么感觉?

        王澍: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个鼓舞,但对我在做的工作不会有改变,还会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工作。

        南都周刊:“原来的方式”具体所指是什么?

        王澍:我的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工作室”。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大多数的事务所,我们使用的是研究性、实验性的方式在做建筑。我们现在的建造方式,决定了我们要控制建筑的数量和质量,我们很少接项目,但每一个项目都会对质量要求很高。

        南都周刊:这就意味着,虽然今后会有大把甲方来找你合作,你也不会滥接项目?

        王澍:肯定不会因为找我的人多,就随便接项目,还是会坚持原来的标准。事实上,找我们的甲方一直很多,我们也一直有取舍,慎重选择。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规模不能快速扩张。我们在建造过程中,涉及材料的研究、建造工艺的研究等等,助手也需要长期的培养。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获奖本就是对我们原来的工作方式的肯定,我们肯定还会按照原来的方式去做,把速度放缓,深度做深,尽可能的慢一点。

        建筑师一旦有风格就面临“死亡”

        南都周刊:有人说,你获得这个奖早了点,你认为呢?

        王澍: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我也从来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但反过来讲,过去的10年是中国建筑爆炸性发展的10年,我们这10年产生的建筑作品的数量,是西方20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产生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在过去10年所做的探索,以及建成作品的数量,已经是一个建筑师在常规情况下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中国处在特殊的发展时代,也给我们建筑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及你说的“提早”获奖的可能性。

        南都周刊:你是否担心,获奖之后你的建筑风格被大量的模仿?

        王澍:实在上,我的建筑是没有风格的。一个建筑师一旦有了风格,对他的设计生涯来说,或许就是死亡。所以我一直避免出现风格,避免被贴上某种标签。

        南都周刊: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奖颁给中国国籍的建筑师,国外媒体评价你的获奖是中国国家的突破,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对你个人的褒奖,你怎么看?

        王澍:我想上述两方面都有。但谈到中国文化的建筑表达问题,很容易习惯的用国家性的角度,这种表达经常是象征的、符号化的、宏大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如何从建筑师个人的真实感受入手。

        南都周刊:几乎所有评委对你的评价里面都有“根植于当地文化的底蕴,又能与传统元素相结合”,重传统似乎成为你获奖的一个重要理由,你怎么看?

        王澍:这个问题是世界建筑师都很关注的问题。去保护传统,传统还是会消亡。更重要的是,在保护传统的同时,如何能让传统继续有生气的活着。

        南都周刊:据说你早年英语不太好,有人说正是当年英语不好成就了你。如果你也早早出国,接触西方的建筑理论,还会走今天的路吗?

        王澍: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有些因缘际会。我没有出国学习,但我对西方建筑的了解,可能在很多有海外学习历经的人之上。早年虽然一直在国内,但我从来没有将眼光只放在国内,除了建筑本身外,也会在建筑之外的东西做很多探索,比如哲学、人类学、现代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我都有广泛的涉猎。我希望自己的建筑观有广阔的背景。对于个人成长,我一直认为内心比外部环境更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心是不是坚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探寻城市化进程中其他的可能性

        南都周刊:我们来谈一下城市。你如何评价你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的建造模式对于中国城市问题的解决有多大意义?

        王澍:我的工作是在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这种建造试验对于城市的意义,对城市化是否是中国城乡发展唯一的选项,我想这些都是一种积极的范例,而不只是某种艺术的美学与趣味。我们谈城市,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会想到什么是城市,什么不是城市,也往往会参照西方的样本,伦敦是城市,纽约是城市,那么中国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本土化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中国是有城市的,一直都有,把中国文化中的城市,转化到现实的语境中去,并超越传统的城市的,这才是对现代城市的回答。你可能也注意到,在我落成的项目中,实验规模都很大,在西方很可能要20年才能达到的推广规模,在中国几年间就做到了,今天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体量?我一直注重对实验的大规模推广。

        南都周刊:就这个话题,我有一个疑问:你的代表作品——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在体量上已经是城市的规模,它是“瞬间”造成的——其建造的方式似乎是反传统的,甚至是很西方的,它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呢?你又是怎么控制其尺度的?它的产生是不是违反了城市的本质精神?

        王澍: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能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实验,机会是很少的。虽然这个体量的建筑在过去的10年,在中国可能产生了1000个甚至更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能以如此的自由度去做这么一件事情,首先在于中国美术学院对我的绝对信任。现代建筑做的很快,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经过短时间的设计,然后快速的建造起来,在中国,这个速度会更快。象山校园确实是快速形成的,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么大体量的建筑群,超出个人的特征。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象山校园的二期,你能看到明显的不一样的,一些很难想象的建筑类型,组合到了一起。在做的时候,我是有意识的控制,选择不同的空间类型,让其空间都有所差别。面对短期内快速施工的客观情况,怎么产生更多的多样性,如何让传统的手工艺得到更多的呈现,如何使用回收的材料,并让其形成一个多样性的系统,这不是一个建筑师能做出来的,其一定要超出一些个人的表达,这可以说是城市的表达。象山校园是西方的还是传统的,我想可以这样来看,和西方城市反映出的文化等级关系不同,中国的城市更注重的是水平关系的展开,比如建筑和山水的对话,建筑和建筑的对话,建筑和场地的对话等等。象山校区呈现出的特征显然是后一点。

        我隐约看见了中国建筑的道路

        南都周刊:从1987年到2010年,24年间日本共有四届(5人)摘得普利兹克桂冠。接下来的20年,中国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王澍:如果不被经济利益轻易诱惑,坚守理想,更多从真实的生活体验入手,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建筑师获奖。

        南都周刊:日本现代建筑拥有它的共性和特点,识别性很高,中国现代建筑的内核在哪里?

        王澍:从传统看,中国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要比日本传统建筑丰富的多,广阔的多,给现代建筑提供的潜力也要大的多。

        南都周刊:你是否找到了多年前贝律铭所说的中国建筑师应该找到自己的道路?

        王澍:我只能是约略的看见了。这些年我的工作,一直是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中国文化重要的一点是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主张一个开放性的探索状态,不纠结于风格,而是注意问题的解决。时间长了就有了脉络,但朝前看,只能是约略的,但我走过的道路是清晰的。

        南都周刊:对于中国建筑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对于年轻的中国建筑师你有什么建议?如果说你的被认可,来自于坚定和执着,那么你觉得目前中国建筑师最缺失的品质是什么?

        王澍: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我建议建筑师要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这个很重要。对于传统,重要的是去做,谈是谈不出来的。建筑师要和工匠在一起工作。当然,传统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不能着急。

        南都周刊:你未来最重要的计划是什么?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王澍:这些年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建筑教育上,接下来,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建筑教育上,因为建筑教育是关乎未来的。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建筑师开始对本土的探索,让中国的建筑师能与国际自然的对话。说到未来,我在建筑教育上还有一定的野心,我想把立足本土的建筑教育系统的做起来。一个人的力量不会太大,需要一群建筑师一起去做,需要大量的研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建筑教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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