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9年艾未未盖完了他自己的家之后，便开始不断有人踏进他的院子，请他做建筑。这些人形形色色，有他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有年轻的政治家，有时髦的地产商，还有国外或国内的建筑师邀请他一起做项目。这7年里他做了大大小小近40个项目，规划、景观、建筑室内外改造，应有尽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做坏了的设计请他帮忙调整的。

对他来说，做建筑与他正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和描述现实的状态，去看待可能性，去做出必要的选择，去排除了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去告诉人们事物也可以是这样的。或者，如他所说，做和不做是一样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没有多少选择。

陈：你觉得给自己盖房子和给别人盖房子有什么不同？

艾：如果是说我自己感觉其实是没有不同的，它们都是在一个相对条件下的工作。给自己盖房子和给别人盖房子无非是这个相对条件发生变化。给任何人盖房子，只是它的用途、造价和你希望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身份特征，仍然是你做出来的，所以没有什么不同。

陈：是不是可以说，艺术家或者建筑师，只是一种称呼。而盖房子这件事情是基于你的个人经验以及与别人合作的过程？

艾：我通常听人说艺术家或者建筑师，这种说法只是为了方便。因为艺术家里很多人并不是艺术家，而建筑师里很多人也并不是真正的建筑师。或者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是建筑师。我觉得这实在是无法界定的东西。不是说你拿了一个学位，你做了几个展览，或者得了一个什么奖，你就是艺术家了。或者你由于毕业于哪个学校，你就成了一个建筑师。所以这只是一个社会的称呼而已。

陈：那么你觉得对你来说，做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

艾：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所谓的好房子，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时期，为某种特定的目的去做的。我为什么强调这个特定性和限制呢，因为只有这个特定性和限制性才能使所谓的好呈现出来。如果没有了这个特定性。这个“好”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的评价标准就会丧失掉。所以说一个好的建筑，可以是一条山道，也可以是一座桥梁，也可以是一个农户，或者是一个美术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造东西，都会具有人的判断，就是所谓的美学评价、合理的手段以及有效的努力。这些不是造型手段，也不是一种主观意图，当然很多建筑师有这种企图，但这是最次的一种建筑。

陈：所有要盖房子的人，要花这个钱，要在某个地方做些什么东西，内心总是怀有一些美好的想法，但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城市里放眼所及的建筑，大多数都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艾：内心的美好想法是没有含义的，因为建筑是建造出来的，如果建筑只是停留在幻想阶段，那就不是建筑。还好，建筑是建造出来的。我觉得之所以存在这个愿望和现实的差距，是由于大多数建筑师，或者大多数从事建筑这个行业的人，他们缺乏良好的训练。他们不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这个行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失败。就像一个从事航空业的人，他不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去把飞机做成什么样，而是去遵循制约去建造。如果这些制约得不到最充分的尊重的话，好的建筑是不可能出现的。

陈：在建筑设计领域，你和很多建筑师有过合作。你认为在这些合作中，你的特征是什么？

艾：如果我有什么特征的话，我觉得我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身份。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实际上告诉别人这个称呼的时候，别人就不会去想像我在工厂开着车床，在修理汽车或者在制定什么行政计划。我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人，这足以使我可以从事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它不能使我成功地去做，但它可以让我在内心没有任何障碍。我不认为我现在做的是建筑，我没有学过建筑，做第一个建筑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建筑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能妨碍我去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好在我能做的这些事情，无论是艺术也好还是建筑也好，他们不藉要比常人更高的一些技能，也不需要比常识和基本能力更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我在这些行业里还有可做的空间。

陈：这构成你一直在做建筑的理由吗？

艾：任何事情都构成不了人做事的理由。我做建筑，是不断地有人找我做，如果没人找我做，我绝不做，我一件都不会做。因为我对这件事情虽然有兴趣，但有很多很多事情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种花可能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好的技术或者这个行为使你有更好的满足。只是我不知道。那么做建筑，是因为我一脚踏进这个坑里了，我扑腾了一下。这既不是我的目的，我也不觉得在这里有任何成就感，也确实不觉得在这里有太大的意义，只是不断地有人问我能不能做，我说可以。

陈：但是房子盖起来的这个过程还是有乐趣的吧？

艾：我说痛苦是大于乐趣的。因为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并不能把你的想像真正地全部实现。尽管我是在做建筑的人当中相对比较自由的，因为只有相信自由的人会来找我做建筑。即使是这样，你仍然要面临着一个庞大的系统，你仅仅是一个预言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实施者。因为这个过程要牵涉到投资人和甲方，牵涉到结构设计和施工过程，还有各种政策法规的转换。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消耗大量的力量，等它完成的时候……(你已经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了？)你还是要想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忘记这个痛苦了。但我说能做，是因为你还能把幻想放在下一件事情上。可能下一个和上一个是没什么太大差别的，可能耗到一定时候你会觉得不值得。

陈：你刚才谈到一个实现的问题。你做艺术品的实现和做建筑的实现有什么不同呢？

艾：做艺术和做建筑是两种困难。做建筑，由于它本身有一个限定条件，那么它的结果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合理性，达到这一点，这件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完善的东西。做艺术是没有这个完善的。每当它完善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失去这个意义了和你要重新颠覆它的时候了。所以说，做艺术的敌人是来自自我的。如果你愿意妥协，你永远是完善的。如果你不愿意妥协，你永远是支离破碎的，不可能完善的。这完全是两种含义上的斗争，或者是抗争吧。

陈：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好建筑师和一个坏建筑师的区别在于他能不能抵制诱惑。在今天的中国，建造的可能性那么多，你如何看？

艾：他的原话应该是，好建筑师是能够排斥不应该做的，而一个坏建筑师是在试图做所有可能做的。我觉得这句话比较完整和清楚，一个是在试图做所有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在排除所有的可能性而找到一个绝对的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的说法，我还是比较同意他的话的。

我觉得中国的建造可能性是最少的。因为中国的建造仅仅是一个活动，却被人们说得很神秘，是建筑。实际上它和人的食品和衣服没有任何差别。这个活动里自始至终贯彻着美学判断和人对自身的理解。中国当下的美学和哲学处于较为混乱的一个状态，目前的建筑体现了这种美学状态。

陈：那我们可以往中国的最坏点之前看吗?比如越过这个最坏点，怎么把中国传统中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东西带到今天的世界里来？

艾：这个东西很简单。如果说真正要达到这一个点，逻辑上是很简单的。但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学者也好，都尚不明确这个社会的特征。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已经是无法了解它曾经是怎样的。因为思考和逻辑应该是一体化的，所以说几乎不可能做出回答。

而对以前的文化遗产以及他国的优点的认识上，因为他国仅仅是另一个你处在国境线的那一边；中国人只是另一个他，处在国境线的这一边。但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一部分人仍然处在不明确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谈艺术和文化，稍微有点奢侈。

陈：关于真，在这个问题上，人有可能一开始就了悟了，但这种情况非常少。也可能他一生都在寻找？

艾：不需要寻找。因为真实和事实都摆在那里的。真有很多种层面的真。但如果基本原则和判断丧失，美学就没有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