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国际作为设计机构的存在源起于新加坡，于2001年开始在中国发展，从小心翼翼的试探到逐渐进入主流的设计领域，DC国际的设计价值观逐渐发生着变化。2008年成立“C+D设计研究中心”是一个里程碑，“DC”和“CD”从字面上可以看作文字游戏，将字母进行拆分重组，表达一种反省的态度；而潜在则暗示了设计重心的转移，从“设计（在）中国”（Design China）到“中国（式）设计”（Chinese Design）。设计机构转变为平台的关键，在于其设计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这关乎集体愿景，关乎发展战略和设计导向，对于这一点的思考也有着超出字面的含义。

1 乌托邦（Utopia）与异托邦（Heterotopia）的逡巡

这个命题关乎态度。1967年，福柯在“Text/Context of other space”一书中提到，乌托邦如同一面镜子，在其中空间与主体脱离，映射出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场所。而屈米在“Event-Cities”中提出的异托邦则是实际存在的，是在真实空间里不同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并置，是多元的平等和异质的混杂。实际上这是一元与多元的对立，单一与拼贴的对立，也是设计的两个极限，形成了思维摆动的象限。

对于乌托邦，人心向往，但总是飘渺。事实上在DC国际的作品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乌托邦情结。早期尤甚，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在建筑生活中的映射，不变应万变，试图将对社会的解读放在一种恒定的模式和风格之中。追求的是秩序和逻辑的结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以及被戏称为“新包豪斯”的建筑面貌。

事实上DC国际同众多的设计机构一起见证了一个群体建构乌托邦的大时代，也见证了一个个体质疑、嘲讽乌托邦的大时代。看见一座座作为纪念碑的巨构在这个国家的多个城市树起，而在下一个时刻被推倒；看见一个个作为英雄的建筑师被媒体捧出，而在下一个时刻被遗忘；看见一个个奇观在决策者的合谋下在一天之内建成，而在第二天被铲平。然而，当DC国际从乌托邦构建者的狂欢中抽身出来，冷静地看待现实，却发现理想主义在植入价值观的同时也受到了环境的抵抗，已经无法全面地描述这个社会。DC国际渐渐地接受了在当今城市中异质是主题的观点。异质性可以存在于空间维度，不同的空间形态相互重叠和混杂；同时它也可以存在于时间维度，整个世界的时间同步性与历史遗迹和集体记忆时间的稳定性共存。DC国际发现建筑需要某种灵活的重新组合的潜能，根据事件需要而实现的新的“异托邦”是我们如今的城市所需要的。元素的个别混合、经常的替换以及种类之间的互混是时代的新方向，建筑既是概念的又是体验的，既是空间的又是使用的，既是结构的又是表征的。异托邦的拼贴策略使建筑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特征。

长期以来，DC国际的设计作品在乌托邦与异托邦两者之间徘徊，但在中庸的背后，倾向却逐渐明朗。从对其主要作品的梳理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倾向：作品从单一走向多元，设计所附载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开始更多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在直面复杂、真实的设计中也许同时包含着自相矛盾或内部冲突的不同空间，但其复杂的关联、关系就是建筑活力的来源。

2 弹性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的策略

海德格尔曾说过，答案一旦脱离了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早期DC国际寻找的答案，是希望能够回答更多的问题，而求证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包罗更多的问题。在获得建筑的自主性与强势话语权的同时，势必也导致对一些现实状况的忽视。在设计策略的发展过程中，DC国际逐渐发现，仅仅依靠这些乌托邦的理性图腾已经很难完美地解决今天的一时一地的问题。

为了能够在乌托邦和异托邦的愿景转化中获得自由，也为了在批判性实践和实验性实践中求得平衡，DC国际采用了一种弹性的策略，可以称之为“弹性现实主义”。这样的设计过程可以保持概念性很高的实践，通过吸收新的概念，系统化地避免了固定的主题，而这些概念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和知识体系。具体来说，“现实”表示其对特定信息的关注与反馈，而“弹性”则暗示着开放的信息转化平台和直觉的参与过程。意识形态的固定姿态被概念的灵活、变化和特别所取代。这种系统化的直觉方法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通过线形过程的解释来使项目成立是不可能的现实，项目的实现成为一个多义的折返过程。这种方法将系统化、直觉和抽象边界融为一体。通过使用这种生成性标记，引入特定的建筑信息，从而让抽象得到逐步而细致的阐述。这样设计就有可能在既是系统化又是试验性的条件下运作，从而获得“现实”的力量。

在DC国际的作品里，对现实的关注一直占据了主导。事实上，DC国际的设计方式从来都是追求“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既有浪漫主义的理想诉求，又有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不为追求纯粹而纯粹。即使在“乌托邦”时期，建筑也被用作为展示空间公正的工具。而在对“异托邦”的追求中，弹性现实主义就发挥出更大的优势，借助带有理想主义的概念，建筑以抽象机器的方式在现实中运作，以便实现增值；建筑作为结合了特定信息的创造性工具，根据自身的复杂性而展开。在设计实践的实验性和批判性的两极之间，DC国际的工作连续地来看显然接近实验性的模式。设计通过使用生成中的抽象提取而不是简化样式在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注入新的生命。

3 “GLOCAL”——从设计中国到中国设计

在弹性现实主义的支撑下，DC国际的作品正在努力实现“GLOCAL”（global+local）的状态，这种全球化下的地域主义反映了一种更加开放、更具适应性的时代精神。这样的转变可以解读为“从设计（在）中国”（Design China）到“中国（式）设计”（Chinese Design），是一个从“在现场”到“制造现场”的转变，也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的巨大进步，权力关系发生着频繁的变化，文化技术的层面也迅速更新。建筑是否能够反映这样的变化，这些新的关系能否通过空间得到体现，事实上关乎当代中国的物质化存留。我们有幸在这样的现场中工作。DC国际在早期工作中强调的是“在现场”的感受，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参与和观察。建筑以相对抽象的状态介入，是“国际式”对于本土的试探，重点是大量的现场体验的积累，这一点可以从DC国际在宁波大量的设计实践中得到证实。而其后期的实践开始逐步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状态转变，这是一种积累之后的信心的表现，也代表着输出价值观的强烈愿望。“制造现场”是在建筑中保存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文化习俗和技术变更，是以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对当代中国现实进行批判。

DC国际认为，要让建筑设计去拒绝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很困难。不过，即便在最为集权的社会里，总有一些建筑能够拒绝集权，在小范围分享共同体的利益。面对全球通吃的资本主义逻辑，弗兰姆普敦、楚尼斯等人也曾倡导过用所谓的批判地域主义建筑（这个词本身既暧昧，又很难定义）去对抗全球化的普适建筑。如果说DC国际早期是用普适建筑去填补不同的现场，那么当前其更重视的就是用更多元、更具差异性的策略去改变现场。DC国际对建筑全球化的拒绝，既不靠地域主义，也不靠社群主义，而是使用了一种类似于“原—功能主义”的方式，从对具象的关注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组织系统的关注。不再关注建筑符号和语汇的研究，而是从最基本的关系出发研究问题，这就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建筑类型，不再纠缠于“看起来像”或“看起来不像”的问题，并且不拘一格，在忠实反映时代变化的同时保证设计的多样性。也因为如此，DC国际认为不应再将那些国际流行的建筑语言作为评判创新性的关键，而应使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生活模式作为原创的标准，这有助于从另一个方面保留当代中国建筑原创性的来源，使建筑成为当代中国的可塑实体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设计”。

4 未来10年

过去的10年记载着成长的历程，DC国际以全力投入和严谨专注为特征，以严格筛选展现建筑的新潜力，据此开发并实施专业、全面、不落俗套的解决方案。DC国际坚持认为，在当前中国建设中缺乏的不是“高度”而是“态度”，也努力融汇国际经验、各领域知识以及对当地条件的精确理解，赋予建筑设计过程以批判性思维和超越建筑界限的独特理念。

目前DC国际的业务类型所占比重是：城市设计10％，文化教育类公共建筑20%，办公商业类公共建筑30%，住宅建筑40％。今后仍然会特意保持这样的业务量控制与业务配比。同时，长三角经济区雄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里目前仍然是大陆地区最活跃的建筑舞台之一，良好的经济秩序和成熟的设计体制，对DC国际的设计业务来说，仍然是非常好的事业发展阵地。在今后的5~10年，按照DC国际的计划，公司的规模仍然会控制在100人（建筑专业人员）以下，这个规模能够保持活力与热情，DC国际以此作为衡量将“潜力公司”化为“品牌公司”的标准之一。

在当代中国，建筑师不断地完成阶段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停下来，甚至慢下来都是很困难的事。基于兴趣和热情的缘起之后，设计永远是一个很危险的诱惑，建筑师会为显示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而去凸显自己，比如超出理性的自我存在主义；设计过程本身同样是危险的，太多的建筑师陷入技术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而忘记最初想要什么。如果说未建成是中国城市的物质常态，那么DC国际宣告：单纯的讨论建筑艺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社会任务就无法创造伟大的建筑艺术。

在DC国际的缘起里，曾经有一个“Alliance”的英文单词，从过去到未来，将自身定位为设计平台的一部分，DC国际愿意做这个设计平台的铺路石，撑起未来属于中国的设计英雄。

作者单位：DC国际

作者简介：董屹，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

平刚，男，DC国际执行董事，首席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