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是人的一生中很重要而有意义的阶段。这段时间不算太短，四、五年，六、七年，甚至于年左右如果继续攻读学位。这种人的比例，近年来越来越大。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人是第一次离开家独自生活、他们在此首次看到高等科学、文化殿堂敞开的大门，里面光辉灿烂的前景吸引着他们下决心努力攀登探索。他们在此将进一步接受全面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全面提高，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成为现代社会、合格的先进成员。许多人在此交结了终生不渝的挚友，许多人在此选定了终身事业的方向并开始起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所处的校园环境，毫无疑问对其品格素质的塑造，将起到作用。科学文化知识的获得当然主要来自讲堂、图书馆或实验室，而全面素质的提高，则非潜移默化不为功，这有赖于大学校园的整体环境，建筑空间形象。美国斯坦福大学首期建筑完工及开学的典礼上，第一位校长大卫•乔丹说“那些长廊和庄重的柱子，那一池池的棕搁树将对学生起着它们的一份教育作用，实实在在的就和化学实验室一样……这庭院中的每块石头都在进行着教育。”这种教育作用是可信的，特别是当建筑具有其可识别的独特形象时。

许多人对渡过大学时期生活的母校校园，终生念念不忘。不少出国多年的海外学子有机会回来时，总不忘返回大学时的校园，徘徊于楼院、草木之间，久久不舍得离去。我认识一位年代大学毕业的老人，她对母校校园充满了怀念和自豪，常常回忆起当年的校园生活。前些年她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带着儿孙们由千里之外回到母校，让他们看看“你奶奶以前读书的地方”。

学子全面素质的养成和对校园环境的留恋，明显地与校园环境的规划设计思想有直接关系。不同的设计传达不同的信息，起到不同的作用。1953年建成的莫斯科大学新校是一座很特殊的校园。在几公里见方的校园里全是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几何形构图的草坪花坛。一切水池、喷泉、路灯、坐凳，无不成行成列地布置，一望无际。那著名的主楼中央塔楼高250m，两翼对称布局长达600m以上，全以学生宿舍来填充，几千个一色一样的窗户，令你看得眼花撩乱。这种超大尺度的雄伟的英雄主义设计所传达的思想是对国家、民族的崇敬和歌颂，而非个人的个性发展。几百公顷的校园中很难找到一处可供个人安闲思索或两个人谈心的私密空间。我国五、六十年代许多新建的高校校园正是模仿这个思路建设的。虽然没有那样大的规模、那么强烈的效果，但其基本思想同样是一本正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反城市空间形式在东亚我们也习惯于院落的组合。围合空间可以是公众活动的政治性广场、商业用的市场或住宅的庭院。人们正是以不同的设计，不同的围合方式、不同的围合程度、不同的建筑处理等等来体现其不同的性格和时代特征。

1994年春清华大学领导命我做理学院新楼的方案设计。已选定地址为清华园西区的一块空地。此地的特点，是四周现有的建筑都是30年代初所建的、带有一些装饰派（art deco）意味的旧楼。北面为“化学馆”，沈理源先生设计；西南部小山上为“气象台”（一座八角形塔楼），杨廷宝先生设计；南面隔河为“生物馆”，也是杨先生的作品；东面是“后体育馆”。这些建筑正代表了当时美国建筑的影响。颇能引起人们对那抗战前夕清华正处在上升阶段的辉煌之回忆和联想。北京市也已把它们定为文物保护建筑。因而，新老建筑的关系将是本设计的主要课题之一。

最初提出的任务，是在用地的北半部，建起为物理系、数学系使用的大楼，而把南半部之东侧（西侧已建有“气象台”）留给生物系扩建之用。我们的思路自然地想到新楼应采取三合形式，与北面的化学馆形成围合空间，并应保持住贯串化学、生物二馆中轴线的格局，这就形成了一个大体对称的布局形式。为了使空间完整些，物理、数学系联成—楼，而以中间拱门作二者的分界。两边的转角处做成45°斜面，分别形成二系的主要入门。这种在45°斜面处做出入口的形式在清华的老建筑中有几次出现过：一是最老的“清华学堂”大楼；二是老学生宿舍“明斋”（杨廷宝先生设计）；三是1931年对图书馆的扩建部分（也是杨先生设计）。以这种方式布置新楼当然是有利于和环境的协调并强化“清华风格”。

但是也有的同志提出能否也尝试一下打破这老一套，引进一些新形象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考虑了一个开辟以“气象台”为对景的斜路，并在路两旁分别安置大致为三角形的物理、数学二楼。这样，便把被冷落了几十年的清华园西区的“制高点”设在了一个醒目的重要地位。加上室外空间中绿化、道路、场地和小品等的配置，人们所要求的“新形象”将可自然地产生。一次主要在建筑学院教师中听取意见的活动表明，对传统布局和对新布局的赞同者，大致是一对一。这样就更要慎重地来比较了。

在与二、三十年代的建筑近旁设计新建筑，经常碰到的麻烦之一是尺度问题。现在的建筑一般地要比70年前的大许多，体量大，层高大，门窗也大。在清华园中，老房子均在2～4层。那时常用的手法之一是首层做得很矮，其室内地坪又常较室外为低，正门设在二楼，前面为气派的大台阶。这样，三层的老房子的高度只及现在的二层多一点。新建筑若要和它们比肩而立，要狠动一番脑筋才成。那座作为“制高点”的气象台，连同小山在内，其高度不过二十六、七米，不及公共建筑七层的高度。具有高耸的塔的外形而实际上并不高，在新建筑群中将出现尴尬的场面。比较好的办法只有令新建筑离它尽可能远一点，并且不要和它发生太紧密的构图联系。看来，以它为对景的想法恐怕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是“新形象”方案之不利处。另外，这方案需产生不少带有锐角的空间，不便于充分利用，可能带来不少浪费。所以我们放弃了这“新”的想法，仍然用了传统的布局方式。在此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完善、补充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形成围合空间，以加强领域感、亲切感和独特的建筑形象，我们加上了三合式的拱廊。在夏天的傍晚，清华园中的年青人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坐（或躺）在礼堂前草坪上听音乐和休闲交往。按环境心理，人们或小组之间需要有一定的距离。草坪虽大，在有些时候已达饱和的容纳量。理学院的围合空间正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作为补充的场所。由于校内的一条主要车道从这空间的北端穿过，为了令休息的人们和道路间存在一定的分隔，我们将这空间的中部做成下沉阶台式场地并设置了简单的表演台，形成一个可供人们非正式的、自发的集会及欣赏或参与表演的场所。这就进一步加强、突出了场所的校园特征。同时将东边的旁院与西边的独立讲堂联成横的轴线，并把它与30年代所建的体育馆的对称轴重合起来，使这新的建筑在纵横两个方向都与老建筑群产生了对位关系，令它固定在构图之中。

这时，校领导已决定利用基地南半部的空地建一座“生命科学楼”。由于工期关系．已定案的北部物理—数学大楼不宜再行变动，只能当做现状条件来考虑新“生命楼”的设计。这方案很快地形成了：新楼的北端（靠近物理楼）和南端（接近河南侧的生物馆）都只做了三层；中部转折处形成入口并建了一个四层半高的八角形塔楼。这就在这个空间中出现了三个八角形建筑物（连同老气象台和新建的独立讲堂），鼎足而立，互相呼应，使新老建筑之间也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生命科学楼主立面朝西，为了避免西晒，以实墙为主，在这组建筑中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形象。

这样，建筑群中的两个主要室外空间便很自然地形成不同风格：北面是四周建筑形成的围合空间，对称、规整、人工化。地面以硬质铺装为主；而穿过拱门南望，一片有山有水有树丛草坪的自然景象便展现在面前。四周建筑也参差错落，两者形成有趣的对比。其它还有一些较小的半围合空间和庭院都用一些相应的绿地和小品点缀起来。车辆将严格绕行，保持这一块安宁的步行区。

和周围老建筑一样，新楼以清水红砖饰面，有少量石料做勒脚，基本上没有装饰，朴素而平和。这里没有任何追求气派和新颖的意图，有的只是努力创造一种和谐安宁、适合大学校园性格的文化学术气氛。在物理和数学二楼的门厅中，分别镌刻着十多位代表着一个科学发展时代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名字，这些闪光的名字激励着青年学子努力学习探索，勇攀科学高峰。

30年代初杨廷宝先生在建成生物馆的同时已做好了小河以北的规划：新的教学楼应紧邻石桥与生物馆相对，形成紧凑的教学区。但当沈理源先生接受化学馆的设计任务时，该系主任却坚持将建筑后退至空地的北端以形成广阔的前景。在以后的60多年间，除去日本占据时期曾建过一些临时平房外，这块近2h㎡的空地始终呈现着一派砂石遍地、野草丛生的荒凉景象。新建筑的建成，使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清华园内又多了一方整体和谐又具有特色的新校区。抗战前的清华理学院曾拥有一支园内人数最多、知名度最高的教授学者队伍，曾有过学术水平极高的辉煌时代。以后因院系调整而合并到北大。近年内清华已恢复设置了理学院并增设了直追今日学科前沿的新科系，教学和研究水平正在很快地提高之中。理学院新楼的建成，和30年代所建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结合成为整体，形成优良的建筑环境。它象征着老的学科传统已迸发出新的生长点。清华理学院各学科的再度辉煌，必将在不太久的时间内呈现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