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D:“标准营造”专注营造的是什么?

张柯:我们非常关注建筑的真实存在，把梦想和真实存在的东西做一个具体的连接。如果要把梦想变成真实存在的话，你就必须去想去做，这是个必须要关注营造的过程，是个物化的过程。我们开始也没有那么较真，就想叫“标准建筑”来着。其实中国近代之前是没有“建筑”这个词的，只有叫“营造厂”的，其实就是施工队。

UED:“标准营造”的个性在哪里?

张:我们这一代建筑师普遍的特点是不再关注某一种特定的风格。我们不再对东方风格、西方风格感兴趣，不对向国外贩卖中国传统建筑感兴趣，不对拷贝西方建筑、追随效仿名家感兴趣，也不对定义某种中国的新建筑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西方建筑和中国建筑的框架早已经被破除。

我们年轻充满激情，我们还不是很肯定一定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很肯定一定不做什么，大多数年轻建筑师的创作也都是从“不确定性”开始的，这也是整个时代的特点。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仍勇于尝试，我们的特点就是不怕犯错误。当下的中国对自己不确定的东西有一种渴望，而我们有时候却恰好会满足这个需求。

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点自我克制的意识。中国建筑师其实不乏对形式的想象力和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只是经常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

UED:自制什么?

张柯:任何一个项目你要知道特定的时候不做某些事情，做建筑不是上菜，不能把所有喜欢的东西都放在一起，除非你的概念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UED:你怎么看传统建筑与当代的融合?

张:传统建筑的复兴从梁思成、刘敦祯的一代就开始了，但不具现实性。20世纪30年代，海归建筑师们把中国传统建筑直接与西方当时流行的建筑嫁接，他们有一个中国建筑师和国际建筑师的概念。而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建筑就是建筑，没有中国的或者世界的之说。如果说作为当代的建筑师还在想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命题，那应该是很可悲的事情。因此年轻一代建筑师是时候把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命题抛开了，我们不必去模仿谁、发扬谁，只需要发扬好我们自己，现在的自己。

UED:材料再创作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许多建筑师在材料方面的知识匮乏，你怎么看?

张:一方面是教育问题，这方面国内确实有些滞后，但现在在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建筑师在中国太自由了，材料的种类爆炸和材料商的过度发达事实上限制了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其实到这种程度，建筑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时间越来越短，节奏越来越快。因为可实现的手段太多，关键在于怎么发现一个材料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可以转瞬即逝地给你一种感官上的、情感上的或是思想层面上的触动。

UED:你说过“建筑是一个生命，建筑师其实只能生孩子，管不了养孩子”.你认为怎样才能照顾好这些孩子们?

张:其实建筑师没权养孩子，因为还有经营者，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生下来就是“成年人”(笑)。不过生个“成年人”也会很痛苦，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生下来就过于成熟会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以至于没有做孩子的自由和放纵。

当然这又会牵扯到许多更现实和沉重的话题，中国当代的开放和包容使我们没有太多沉重的包袱，我们赶上的时代使我们终于有可能生下来就是孩子。这是好事，中国对未来有许多渴望，对新事物有一种天生的接纳性。这致使许多时候我们对已知事物可能会怀疑，对未知的东西恰恰容易接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可以传下去的一个优势。美国人却相反，他们看似开放却很保守，他们已经被短短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压得喘不过气，美国文化的接受力其实很有限。

UED:但这种全盘接受的态度会不会导致判断标准的缺失?

张:其实这不必担心。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今天全盘接受这个，明夭又会全盘接受另外一个。当你对所有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全盘接受的时候，就不可能全盘接受任何一个，也就是说可以全盘接受很多东西。这和信仰不同，不具有排他性。

UED:在当下，“生态”听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口号.你是怎么途释的?你做的有关“都市与农田”的设计是从这个角度设想的吗?

张:我们从来不愿意把‘生态”当做是一个设计概念或者是研究方向，因为多数听上去很假，但它是一个建筑师不能回避的现实。就像现代建筑要用能源一样，它是不能取代的命题。然而，建筑师光说是没用的，如果能有一种既便宜又生态的技术或是能源才是最重要的。

UED:你怎么评价自己?

张:我们有很多悖论，一方面反叛，一方面又要融入，有很多不确定性，就像骨子里是叛逆不太乖的孩子们，有时候也可以看上去很乖。